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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用十年创立了哥大人类学系

 
Credi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Library


博厄斯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重要的人类学家,包括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在1941年从被德国占领的法国逃往纽约,并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他在纽约期间多次与博厄斯会面,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改变了斯特劳斯对世界的观点和视角。他也见证了博厄斯颇为戏剧化的死亡:在1942年12月21日,博厄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一场关于种族的演讲时,突然在演讲台上倒下。

“如果我们要从人类中选出最为智慧、富有想象力、活力充沛并情感稳定的三分之一,那么所有种族都会出席。”
他对纳粹主义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和担忧,这份担忧让他的晚年生活深陷愁云之中,但他依然积极地组织营救从纳粹德国和奥地利逃亡的科学家。即使他深刻地明白,人类脱离盲目的恨意走向理性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他从未放弃过希望。
1939年,在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的通信中,他这样写道:
即使文化相对主义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多次批判与修正,但博厄斯关于种族平等的思想还是深深地烙在美国人类学的学科精神里。
博厄斯对当时美国学界对待原始文化的态度感到不满。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博厄斯在加拿大巴芬岛对因纽特人进行田野调查,并在之后前往英属哥伦比亚进行考察,他早期的学术活动帮助他掌握了关于部分原始部落的一手资料,也让他对原始部落的语言与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用十年创立了哥大人类学系

从“文化进化论”到“文化相对论”
根据他的学生露丝·班佐(Ruth Benzel)回忆,他经常布置德语或葡萄牙语的文献阅读作业,而没有学生会当面告诉他“我不会德语”。他批评严厉,而且几乎从不给予赞美。他对学生有一种威严的、家长式的爱。他强势地为学生们安排工作与田野调查机会,并且在被拒绝之后感到十分受伤。
Credit: Smithsonian

——《原始人的心智》第一章 种族偏见
“……在考虑美国黑人所处的低下地位时,我们不应忘记:虽然这些黑人与现代文明有着最密切的接触,但认为有色人种底下的那种旧的种族情绪却一如往常地显而易见,它对这一种族的发展和进步构成巨大的障碍——尽管学校和高等学府的大门仍向他们敞开。我们倒是应该为这一事实感到惊叹: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黑人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几乎无法判断,如果黑人能与白人完全平等的生活,他们会有何等的成就……”
与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不同,人类学家没有为自己打上“客观”的标签,也并不认为脱离社会本身的“客观”观察是明智的做法。就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论证的那样,文化观察总是从某个视角出发的,人类学要做的不是记录“眨眼皮”这个动作,而是能否把“眨眼示意和眼皮抽动区分开来,把真正的眨眼示意和模仿的眨眼示意区分开来”,而这要求人类学研究尽可能地沉浸到所研究的文化社会背景中去(Geertz,2008)。
在他去世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如此评价:“博厄斯去世之后的美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了。每个人都在博厄斯开垦的土地上各捡一小块耕耘。”
在他死后,斯特劳斯的研究延续了博厄斯的框架,证明“原始”文化的主题与现代文明一样,都在处理生老病死、婚姻、亲属关系和信仰的问题。斯特劳斯将博厄斯的影响带回了欧洲,文化人类学也逐渐与欧洲的社会人类学融合,形成了后来“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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